疫期会有时,人生很漫长。我们正在见证“风险社会”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在这段特殊的时期,我们或许可以一起回首过往、反思现在、展望未来。因为疫情的出现,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规划学习或教学科研工作。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检视一下养成良好生活与学习习惯的重要性。大学的职责,在于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强壮体魄、担当意识和科学精神的合格人才。依我浅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习惯对人行为的影响难以察觉但旷日持久。好习惯一旦养成,它会自动助力我们取得成功。而就学习习惯而言,根据我的理解,至少需要着力培养四种意识:鉴赏意识、批判意识、问题意识与规范意识。无论我们是否将专业学习转化为终身职业,这四种意识的养成,会给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带来诸多益处。
一、鉴赏意识
“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无论是作为学生还是研究者,我们首先要学会欣赏他人的劳动成果,无论它们是否与自己的专业息息相关。读书、看报、阅读期刊,虽是一个接受外来信息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欣赏他人知识创造或科学创新的过程。只要我们秉持谦逊的学习态度、严谨的求知精神,我们总能在日常生活和专业阅读中发现许许多多的奇思妙想。换言之,无论是专业论著,还是大众读物,均可能蕴藏着丰富的宝藏,等待我们去挖掘。比如,在繁重的学习和科研压力下,我们或许会厌倦晦涩难懂的专业论著,此时,文笔优美的小说、严谨逼真的影视、天马行空的艺术品,均有可能在缓解我们心理压力和陶冶我们情操之余,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生活感悟或科学启示。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会鉴赏专业领域的经典作品,而且也要去寻找那些异彩纷呈的大众读物。
比如,个人喜欢闲来看看电影和小说,尤其对动作片和武侠小说情有独钟,有时也会看看科幻片。在阅读小说和观影过程中,我发现了不少与专业相关的有趣现象。举例来说,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四大名著,讲的都是“集体”(至少是一个团队);而西方影视作品则热衷于褒扬个人英雄主义(最近几年上映的部分漫威电影似乎在偏离这种模式),这反映了中西方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又如,《猩球崛起2》形象地说明了国际关系中“无政府状态”(这是国际政治学科的基础概念)中国家之间为何会爆发战争的原理,而中国经典《庄子》对无政府状态的诠释却与西方的分析截然不同。《独立日》和《长江七号》之间的比较,则能帮助我们直观地理解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概念的重构。至于《西游记》中孙悟空在人、妖、神三种身份中的自如切换,则说明了中国人对身份的理解与西方社会科学中对身份的概念化之间存在重大出入。诸如此类的例子或许可以说明,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我们总能从各种渠道、平台、媒体上捕捉到与本专业相关的信息。这或许是社会科学学习和研究的奇妙之处。
事实上,大至精心撰写的长篇巨作,小至微信公众号的短篇时评,只要我们抱着虚怀若谷的心态去学习,我们总能学有所获。比如我是金庸迷,曾多次阅读过金庸先生的全部武侠小说。虽然远远谈不上对他的每部作品都能如数家珍,但每次阅读他的小说,都能让我体会到阅读的愉悦。事实上,金庸作品具有文笔优美、想象雄厚、结构完整、逻辑清晰等优点,可以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读者的人生思考和日常写作。或许更重要的是,他所塑造的众多武侠人物及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家国情怀,可能还会对读者的为人处世产生难以察觉的塑造作用。其实我们并不乏知音。如“六神磊磊读金庸”之类的优质微信公众号,不仅在不遗余力地弘扬金庸先生的作品,而且还会解答金庸作品中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或许更重要的是,该公众号“三观正确”,有效地向青年一代普及了“金大侠”的侠义精神和担当意识。
归根结底,鉴赏意识的培养是在培养一个人的胸襟。又比如说,在国际关系学界,有位叫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的知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基欧汉备受人们尊重,不仅是因为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并且创建了自己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更关键的是他有容人之量。基欧汉虽然强调国际制度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但他并不排斥那些与己不同的观点和理论,而是对之保持开放,持鼓励的态度。这种广阔的胸襟,是我们作为晚辈后学迫切需要学习的,这也是我们培养自身鉴赏意识的重要初衷。
二、批判意识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都有着强烈的反思精神。对前人成果的批判,是后人实现点滴进步的基础。这并不是对前人的藐视,恰恰相反,这是对前辈们劳动成果的真正尊重,也是实现科学创新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当然,人们对于科学创新和社会进步的衡量充满了争议,因为我们面临的似乎是“善”在进化、“恶”也在进化的状况。比如全球化虽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滋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公共卫生问题的跨国传播、恐怖主义的全球扩散、全球气候变化难以逆转等。对于科学是否取得了显著进步等宏大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留给科学哲学家们去争论。就我们作为专业研习者而言,具备清醒的批判意识和强烈的创新精神,似乎已是必不可少的科学素养。
以我相对比较熟悉的国际关系学科来说,人们习惯以“大论战”的方式来描述本学科的发展历程和轨迹。显而易见,“大论战”之所以能够产生,离不开论战双方对对立阵营所持理论观点的反对和批判。在第一次大论战中,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令前者一战成名;在第二次大论战中,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刀光剑影、一争高下;在第三次大论战中,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在第四次大论战中,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争论不休、互不相让。可以想象,如果缺乏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深刻的反思精神,很难想象研究者能脱颖而出。事实上,世界上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数不胜数,然而,教科书中提及的知名人物寥寥无几。名家之所以鹤立鸡群,离不开他们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创新工作。
犹记得国内国际关系学界有一位青年才俊,曾写过一篇流传甚广的“国关武林志”的短文。在这篇短文中,他将国际关系中的几位知名学者比拟成金庸名著《射雕英雄传》中的五位顶尖高手——“南帝”“北丐”“东邪”“西毒”“中神通”,以此来说明他们为促进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所作的贡献。该文形象生动,起到了很好的学科普及作用。将专业人物类比为武林高手,本身也未尝不是一种体现了批判意识的创新。事实上,无论是国际关系学界的“大牛”,还是《射雕英雄传》中的顶尖高手,他们能赢得声誉,均离不开他们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缺乏批判的环节,“出新”无从谈起。当然,我们切忌为了批判而批判,以此来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但只要批判的本意在于求真求知,那么这样的批判应多多益善。
三、问题意识
“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于社会科学研习者而言,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并非高深莫测之事,也无须故弄玄虚。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无论这一社会是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套用徐克电影《笑傲江湖》中的一句名言:“你就是社会(原词为‘江湖’),你怎么退出?”既然我们身在社会之中,不可能退出,那么,我们不妨沉浸其中,尽力培养自己锤炼出一双能发现问题的“火眼金睛”。当然,敏锐洞察力和强烈问题意识的培养旷日持久,需要长期的积累。依个人浅见,我们应从发现反常现象着手,针对这种现象多问几个为什么,并尝试着去寻找答案,而不要将一切社会现象都视为理所当然。比如,人人都会碰到树上掉苹果的现象,但唯有牛顿冥思苦想苹果为何不向天上飞这一“难题”,并把它当作一个科学问题来研究,由此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换言之,一旦发现了反常现象,我们说不定就找到了一个值得进行深入思考的科学问题。用专业词汇来表达,所谓“问题意识”,不过是“尚未得到解答或答案仍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然而却具有科学价值的理论反常或事实反常”。由此可见,问题意识的培养并不是那么复杂,我们完全可以从自己的专业入手,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反常现象进行深入思考,并将之提炼为具有研究意义的科学问题。这是我们提出毕业论文或科学研究选题的终南捷径。当然,提出一个有价值的科学问题说易行难,这与研究者的长期观察和深厚积累密不可分。科学发展到今天,人们需要付出持久的努力才能发现一个真正的新问题,或对旧问题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答案。要不然,人们也不会把“发现一个好的问题就成功了一半”这句话挂在嘴边。
问题意识对于个体研究者而言至关重要,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同样不可或缺。事实上,社会科学取得的点滴进步,或多或少都依赖于问题意识的推动。如对于“李约瑟之谜”——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未在近代中国发生,社会科学家们给出了器物(李约瑟)、制度(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理念(马克斯•韦伯)、世界体系(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国际联系(彭慕兰)等截然不同的答案,由此成就了不少大师和经典作品。然而,我们不可能人人成为大师、不可能个个撰写出流芳百世的传世名著。如此,我们不妨先给自己设立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即成为一名合格的毕业生或一名称职的教育工作者,至少在就读期间或一年工作期间提出一个具体的问题(puzzle),然后完成一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在我们国际关系学界,长期流传一个笑话,即国际关系学者侃不过出租车司机。个人浅见,我们的确需要去思考如何凸显作为专业研习者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在我看来,国际关系研习者的比较优势,不全在于掌握国际时事的及时性或全面性上,更在于能对专业现象给出更专业的答案。我认为,提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然后从学理角度予以解答,远比浮光掠影地谈论“江湖”或“社会”来得谨慎和谦逊,同时也更加深刻。我们之所以“偏安于”大学之中,其部分意义就在于社会需要专业工作者贡献经得起检验的科学知识。这是社会分工使然,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家国情怀。正如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塑造的各色人物一样,他们各有比较优势和分工,不能混淆。如果你要治病救人,那么就需要去求“杀人名医”平一指;如果你找人下毒,自然最好去请蓝凤凰;如果要想找人指点武艺,那么就应该遍寻风清扬;如果想找人喝酒聊天,那令狐冲就是最好的酒伴了。“术业有专攻”,要“专”就不妨在问题意识下功夫。至于要求专业研习者又“专”又“全”,未免有些求全责备了。
四、规范意识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相信大家对《天龙八部》中王语嫣熟知天下武功招式的情节印象深刻。不仅如此,她还对如何破解武林人物的功夫如数家珍。然而,奇怪的是,王语嫣本人却手无缚鸡之力,全然不会武功,一遇危险唯有靠他人保驾护航。王语嫣是“神仙姐姐”,自然能逢凶化吉,但我们只是凡人,不能期望如有神助。面对疫情,我们只能靠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和继续宅着以避险;面对科研任务,我们唯有靠“自强不息”写论文,“独树一帜”出成果以自救。王语嫣这一人物形象还提醒我们,鉴赏意识、批判意识与问题意识的培养固然重要,但如果只说不练,那么学习或学问终究只是纸上谈兵。
至少就目前的考核体系而言,完成相应的科研任务依旧是我们的“必修课”。在此过程中,诚实守信是最基本的要求。恪守学术规范,不仅是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和对知识产权的捍卫,更是对我们为人处世是否诚实的考验。疫情的始料未及,让大家都有一段可以检验学习成效、解决学术困惑、产出学术成果的机会窗口。宅在家里,不仅可以实现“不出门就能给国家做贡献”的梦想,而且能享受千金难买的亲人相聚时光,说不定还能产生解决了学术难题带来的独特愉悦,诚为一举多得。不过,缺乏规范意识的研究成果,带来的很可能不是一举多得,而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规范意识的培养并无捷径,唯有先模仿、多练习。模仿主要是指形式。众所周知,学术规范意识的基本要求是不抄袭、不剽窃。然后要区分清楚直接引用、间接引用和转引等不同引注方式之间的异同。这些引注方式差异较小,容易引发混乱。只要我们仔细揣摩、勤加练习,一般都能区分清楚。最应该避免也最让人不耻的是伪注。犹记一桩学术丑闻。一位知名学者曾在国内顶尖社会科学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该作者在文中引用了美国知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发表在《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上的一篇论文。然而,该作者并未参考英文原文,仅阅读了中译本。在引用时,他想当然地将期刊名标注为“Diplomacy”,而不是“Foreign Affairs”。一经披露,学术界一片哗然。因为该作者做了伪注,违反了学术规范。此次失误也给其学术生涯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污点。举此例子,意在说明,注释虽看似属于细节,但涉及一个学者的学术操守和道德品行,我们万不可大意。注释尚且如此,至于抄袭或剽窃,无论如何改头换面,一定要避之唯恐不及。
规范意识的培养,重在平时。勤快做笔记,在笔记中标注引文出处(尤其是页码),既事半功倍,又有助于培养良好和严格的引注习惯,杜绝“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可能。在《雪山飞狐》中,金庸曾描述了“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苗人凤与主人公胡斐之间的一场决战。他写到,苗人凤武功盖世,但也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使用“提撩剑白鹤舒翅”这招时,他会习惯性地耸一下肩。这是苗人凤刀法中的唯一破绽,胡斐也知悉这是他打败苗人凤的唯一机会。尽管金庸对苗胡决斗的结局保持开放,留下了胡斐到底“劈还是不劈”的困惑。但对于我们来说,一定要避免在学术规范上养成“耸肩”的坏习惯,如此才能避免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被人立“劈”马下,遗恨终身。
期盼
本人治学时间尚短,谈不上有什么治学经验。以上只是从过去研习国际政治的过程中,围绕在社会科学学习和研究中需要培养的四种意识谈了些肤浅认识,以求教于方家。在我看来,鉴赏意识、批判意识、问题意识、规范意识,或许应该贯穿于我们做学问——读、思、问、写——过程的始终。鉴赏意识要求我们乐于阅读,批判意识要求我们勤于思考,问题意识要求我们善于提问,规范意识则要求我们安于写作。当我们在阅读、思考、提问、写作等环节都养成了良好习惯,那么我们不仅能收获更多的真知灼见,而且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当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无论疫情还是学业均难不倒我们。诚如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中所言:“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当前,大家都在培养戴口罩、勤洗手、少外出的习惯,因为这些习惯能让我们增强免疫力、避免被病毒侵蚀;培养四种意识,则有助于为我们在专业研习和未来职业道路上行稳致远、问心无愧。在疫情退却之前,我们不妨先从培养四个意识入手,安心学习,这既是国家的号召,也是社会的期盼。“心之所安,即是归处”。当我们静下心来,就能心无旁骛地思考,不论是去反思疫情,还是专注于专业。当前疫情严重,祝全体师生平安喜乐,期待能尽快实现国泰民安!
(作者简介: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必赢nn699net副院长。主要研究中亚与上海合作组织、恐怖主义治理、国际关系理论等问题。迄今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出版学术专著5部,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
内容来源:兰州大学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教务处
原文链接:http://news.lzu.edu.cn/zt/xxfyfk/659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