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峻溯编译

【文献来源】Babak Rezvani,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Geopolitics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and the Middle East: Tajikistan, Georgia, Ukraine and Syria”,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6, No. 6, 2020, pp. 878-899.

一、引言

苏联是冷战时期与美国并立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成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然而，关于俄罗斯是否同样继承了苏联的大国地位（即俄罗斯效法苏联扮演着与西方相对立的另一个意识形态集团的领导者角色）的问题，却始终存在争议与模糊性。例如，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新的世界秩序及西方的意识形态不断扩大，并取代了前苏联的意识形态。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冷战后的世界依然存在不和谐，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冷战虽然可能已经停止了，但地缘政治竞争并不一定同时停止。而且，在俄罗斯及其他后苏联国家，民族主义的实践及意识形态非但没有走向消亡，反而愈发突出。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自21世纪初中期以来，俄罗斯在军事和经济上再次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国，特别是其巨大的化石能源储备使其在全球格局中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

在很多方面，俄罗斯都是苏联的主要继承者。对于这种继承，在军事和国际法律条约的运用上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在地缘政治意义上，这也是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俄罗斯不情愿地接受了西方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合并，因此俄罗斯决定将其他欧亚地区国家列为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虽然俄罗斯不再被污称为“邪恶帝国”（美国曾称苏联为“邪恶帝国”），但在冷战结束几十年后，它仍然遭受着这样的负面形象的影响。此外，作为沙俄帝国的继承者，俄罗斯也经常被其他后苏联国家（甚至包括与俄友好的国家）视为一个“帝国主义殖民大国”。尽管俄罗斯在其近邻地区的行为可能被外人贴上侵略性、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标签，但俄罗斯却认为自己是一个“受伤”的国家，有权保护其地缘政治影响范围不受他国侵犯，而俄罗斯也将他国对自己势力范围的侵犯视为对自己国家的“侵略”。

因此，即便受到了国际上“向外扩张侵略”的批评和谴责，俄罗斯仍然对格鲁吉亚（2008年）、乌克兰（2014年）和叙利亚（2011年，尤其是2015年以来）进行了果断的军事干预。需要指出的是，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指责为“侵略”，而不提供分析性的解释或至少是有利于理解其政治行为的合理叙述，明显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且在学术分析上也是没有成效的。因此，这篇文章旨在讨论俄罗斯在国外几个国家的地缘政治行为，并认为尽管俄罗斯试图保持其大国地位，并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追求其利益，但这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理解或解释俄罗斯境外军事干预时，必须考虑到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愿景或自我想象（self-imagery）。

近几十年来，俄罗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自信的国家，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追求其利益并挑战西方霸权。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干预表明，俄罗斯决心维护其在后苏联空间之外和后苏联空间内部的地缘政治利益。然而，正如我们将进一步讨论的，俄罗斯的战略行为可能往往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而且并不总是符合俄罗斯的主要利益。

尽管本文中提到的每一个冲突案例都有其历史经纬，并显示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案例间仍然有某些共性。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俄罗斯在其近邻、后苏联空间及中东的外交政策是否基于某些确定的目标和理由，以及俄罗斯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之间是否存在一致的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另一个有趣而又有些大胆的问题是，乌克兰国内发生的“亲欧示威”事件及俄罗斯对这些事件做出的反应，是否可能以某种方式与叙利亚冲突产生关联。

尽管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但得到一个谨慎的明确回答是可能的——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干预与俄罗斯干预后苏联空间冲突的经历并非完全无关。这些经历并不仅仅指对乌克兰危机的干预，也包括对格鲁吉亚、车臣和塔吉克斯坦冲突的干预。叙利亚是俄罗斯的盟国，对叙利亚的干预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之外进行军事干预的唯一案例。因此，本文也试图验证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政策，是否与后苏联空间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经验相一致，甚至是否受到后者的影响。

本文旨在解释俄罗斯在其近邻地区的军事、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所讨论的案例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和叙利亚。但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冲突、德涅斯特河沿岸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等其他冲突案例，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这是因为，目前在这些地区，现状得以维持，而且也并非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争端的主要区域。此外，叙利亚作为一个非后苏联国家却被纳入讨论，是因为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是苏联的传统盟友，也是目前俄罗斯介入海外冲突的一个主要地区，更是俄罗斯与美国及其盟友存在利益与规范冲突的主要区域。

虽然不同的冲突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缘起，但在一场冲突中获得的经验，仍然可能影响一个国家在其他冲突中的行动。回顾过去，俄罗斯在所有这些冲突中的行为都有相似之处。有人甚至可能会说，俄格冲突、车臣战争和塔吉克斯坦内战共同决定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行为。虽然从地缘战略现实的角度来看它们是相互独立的，但俄罗斯所有干预行为背后的动机来自于类似的安全和空间地缘战略利益。

二、外交和地缘政治政策的维度

“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这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精辟论断，特别是当一个国家被假定为理性行动者时，研究者通常认为，国家可以自由行动。不过，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基本不会受限，而小国则会受到更多因素的限制。然而，这些前提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除了国际法等结构因素和条件的限制，如地理位置、人口、领土、可用的自然和金融资源，价值观和地缘政治学说往往也会对国家外交行为产生影响，其结果是昂贵的经济或外交成本，而更务实的外交政策往往代价较低。

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这些概念不仅代表基于价值观的政策，而且同时也能够区分这类政策的不同维度。因此，在二次二维框架下分析外交政策非常有效：（非）实用主义是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是（再次）行动的顺序，如表1（Table1）所示。传统上，外交政策通常用一个理论框架进行分析，该框架区分为两种理想的典型两级对立：（新）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或建构主义。（新）现实主义通常假定，国家作为理性的行为体，会出于追求国家和地缘政治利益而采取务实政策，而建构主义（或理想主义）则假定，持续和预制行动由国际法或其他因素，例如价值观或指南（如心理图谱、叙事、地缘政治意象和“操作码”）所制约，而这可能会限制务实政策的制定和构建国家的地缘政治和外交政策。然而，这种区别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区别，它们之间的现实边界往往是模糊的。

表1：外交政策的维度：二元模型

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各国几乎总是自由地追求国家和地缘政治利益，而理想主义或建构主义学派则认为，（书面和不成文的）法律和规则及外交话语中的政治愿景和价值观决定了各国的外交政策。一个国家可以主张追求其国家利益，这可能是务实的，也可能是基于人权、民主或所有国家的发展权利的价值观，甚至是其传统的帝国主义价值观。这些因素对国家地缘政治利益、国家（或帝国）价值以及国家利益的优先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历史经验。

因此，与其持有严格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的二元视角，不如在分析各国的外交政策时，实施多维度、包容性的“地缘政治推理”。这是因为“地缘政治推理”不仅关注地理战略因素，还关注文化因素和（历史建构的）价值观。这种类型的地缘政治推理和分析普遍存在的地理传统考虑多维度和多层次分析，而（新）古典地缘政治主要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经常与国际关系的（新）现实主义传统重叠。由于地缘政治方法在分析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时同时考虑了持续的信念和实际的战略，因此上述的二维理论模型可能是这种地缘政治分析的有用工具。

三、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正如奥梅利切娃（Mariya Y. Omelicheva）所观察到的，关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大量评论和研究都建立在一种（新）现实主义的理论理解中。这样的分析和讨论通常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激进的扩张主义者，甚至是一个罔顾国际法的（新）帝国主义者，政治和军事力量是其追求国家利益、甚至是帝国利益的主要手段。回顾和引用该文献的作者，如保罗·库比切克（PaulKubicek），安妮特·波尔（Annette Bohr）、斯蒂芬·布兰克（Stephen J. Blank）和亚历山大·库利（Alexander Cooley）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观点符合（新）现实主义的理解，而像安德烈·齐甘科夫（Andrei P.Tsygankov）和玛琳·劳雷尔（Marlene Laurelle）对俄罗斯的主要观点是明确的帝国主义观点。

然而，所谓的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建构的话语。事实上，这种观点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尽管俄罗斯帝国扩张的历史和苏联拥有超级大国的地位，无疑影响了俄罗斯自我形象的构建，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规范和愿景。但是，本文认为，这里讨论的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和俄罗斯的对外干预，不应被不加批判地视为一种侵略和扩张主义的行为，因为这种单一维度的理解可能会忽略对其他方面的分析。

亚历克西·瓦西里耶夫（Alexey M. Vasiliev）在他的《俄罗斯的中东政策：从列宁到普京》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苏联和俄罗斯对中东和北非的外交政策。这是一本554页的大型专著，既可以作为参考书，也可以作为研究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尤其是历史专业的学生和学者的信息来源。就本文的研究而言，书中最有用的部分是讨论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政策，及其在叙利亚冲突中的战略盟友——叙利亚、伊朗及其双边关系。

西蒙娜·梅拉蒂（Simona E. Merati）的专著题为《普京时期俄罗斯的穆斯林：关于身份、政治和安全的论述》，主要以对俄罗斯资料的话语分析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讨论了俄罗斯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与蒂姆·埃普肯汉斯的研究（见下文）不同，后者也使用了其他语言如波斯语和塔吉克语书写的资料，而梅拉蒂的研究只使用了俄语资料。然而，这并不是她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缺憾，因为俄罗斯的大部分出版物都是用俄语而不是用地区语言写的。这本书在安全和地缘政治利益方面的讨论，超出了俄罗斯对伊斯兰教的立场限制，也对伊斯兰教在俄罗斯国家建设中的地位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梅拉蒂的书着眼于穆斯林世界的重要性，以及欧亚主义视野下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中亚和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

《劳特利奇俄罗斯外交政策手册》由齐甘科夫编著，这本书是关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不同方面、方向和（地区）焦点的论述。像其他关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类似研究一样，这本书的章节在政治问题上有很大的主观性。但这并不一定是消极的，因为它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和阐明了不同的问题。在这本编辑而成的书中，所讨论的内容包括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范围和方向，以及所提供的事实和见解。与本文最相关的章节是关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和中东的外交政策。

另外两本书名为《塔吉克斯坦内战的起源：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和后苏联空间的暴力冲突》，作者是蒂姆·埃普肯汉斯（Tim Epkenhans），以及《改变塔吉克斯坦：后苏联中亚的国家建设和伊斯兰教》，作者是荷勒纳·蒂博（HélèneThibault）。这两本书从多个角度提供了信息，特别是前者，可以作为任何关于塔吉克斯坦现代历史的文学经典中不可或缺的资料。第二本专著则回顾了苏联有关（民族）宗教身份的制度政策的著名文献，特别是蒂博在塔吉克斯坦的实地调查的报告，可以被视为政治科学研究中的一项创新性成果。

《普京之后的俄罗斯》由理查德·克里克斯（Richard Krickus）所著，并由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出版社与战略研究机构出版。尽管这本书的内涵与作者的机构归属和出版商有关，但不能将这本书轻率地归为对俄罗斯的恐惧与偏见。因为作者的一个主要论点是，美国应该寻求与俄罗斯及其“盟友”——伊朗和中国的合作，而不是冲突；西方鼓动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内的政权更迭，以及北约和欧盟扩大是对俄利益的严重侵犯和威胁。

詹姆斯·科伊尔（James J. Coyle）的专著《俄罗斯/边境战争和冻结冲突》，尽管作者自己承认存在党派偏见，但是该书仍值得一读。因为他将当前“冻结”的分离主义冲突置于更广泛的政治和法律背景下。与克里克斯试图保持客观的研究立场不同，科伊尔主要在西方国家视角的指导下讨论这些冲突。科伊尔用民族主义理论来解释分裂主义冲突，这些理论并不太合适，因为这些理论提供的解释不够充分，甚至过于片面。其他的理论观点，如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地缘政治推理，在这方面可能更有效。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关键的（民族）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但不一定是扩张主义的方法来理解。领土间和种族间关系的复杂的种族政治性质，使地缘政治分析成为一种相对较好的方法选择。

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造就了民族—领土的等级制度，因此，分析后苏联空间中的种族冲突，必须关注民族地缘政治动态和结构，最显著的是曾经存在的等级制的民族—领土联邦制和莫斯科作为中心和平衡者的特殊地位。莫斯科不仅是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心，而且也是整个苏联的中心。传统上，地位较低的自治领土上的精英们与莫斯科结盟，莫斯科充当了平衡者和保护者，防止联邦共和国可能出现的失当行为。

四、结论

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和中东地区的政策，可以用（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来解释。分析俄罗斯对临近地区的干预，重要的是要考察俄罗斯自身的地缘政治形象：俄罗斯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俄罗斯在其中的地位、角色和使命。这些地缘政治愿景，为俄罗斯提供了一套描述性观念，使其外交政策成为可能。回顾俄罗斯在其近邻地区的干预行为，其中许多现象难以从理性行动者的角度来予以分析。例如，俄罗斯支持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和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势力，以及兼并克里米亚。从理性行动者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并没有为俄罗斯的利益带来有利的结果。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俄罗斯干预后苏联空间，似乎是由其帝国历史经验赋予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和道德义务。此外，利他主义与扩张主义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可能同时存在。

和其他国家一样，俄罗斯也在国外追求国家利益。然而，这些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愿景所定义的，主要来自其帝国历史、在世界上的位置和对国外威胁的感知。尽管俄罗斯在西方的形象仍然受到冷战的影响，经常被贴上“侵略”和“扩张主义”的标签，但它采取了相当被动，甚至防御性的立场。

对于北约和欧盟的东扩，俄罗斯做出了反应，并认为这是对俄地位的侵犯和对其安全的威胁。由于“天鹅绒革命”的前车之鉴，俄罗斯认为叙利亚政权更迭将是对其地缘政治地位的又一次伤害。由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逊尼派民兵，甚至许多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后苏联国家。因此，俄罗斯的反应似乎合乎逻辑。但是，从理性行动者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立场并不是完全合理的。首先，俄罗斯对于叙利亚战争爆发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且这场战争代价高昂，对俄罗斯来说，在金钱和声誉上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然而，俄罗斯愿意为其安全和地缘战略地位付出这一代价。

要预测俄罗斯未来的外交政策行为并不容易。美国的单边主义，可能会加强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特别是在北约不复存在时。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国内军队，更取决于其经济和权力来源。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政府的领导下，俄罗斯在高能源价格和翻新军事设施的协助下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虽仍然难以预测，但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俄罗斯及其在上海合作组织或欧亚联盟的盟友可能在连接欧洲与亚洲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如何，可以预见的是，即便是在领导人更迭下台后，俄罗斯仍将是一个自信的全球大国。毕竟，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愿景并不完全依赖于某个人，往往是基于历史上根深蒂固的认知，（有时是创伤性的）经验、教训和意象，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编译者简介】

张峻溯，中共党员，必赢nn699net2021级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一项、兰州大学中央高校业务经费项目一项、甘肃省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一项，发表学术论文四篇；研究兴趣为“颜色革命”、土耳其外交、国际关系理论。邮箱：zhangjs17@lzu.edu.cn。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必赢nn699net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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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张峻溯

校对：陈明霞

审校：王术森